黄亚生：美国“现实主义思维”共识的形成及其危害性

  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当下，在面对对华政策上，美国两党越发达成共识。这种共识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思维的。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根据其近期在美国学术会议上的观察，“当下美国智库内，尤其是年轻学者，很多都是比较纯粹的现实主义学者。他们里面很多都还是人。美国两党可能在未来达成一个‘现实主义方针’的共识。”黄亚生教授指出，现实主义理论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过度依赖现实主义理论，推崇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对美国的长期对外政策是没有好处的。

  我近期在美国加州参加了一个中美关系研讨会，我最主要的参会心得就是美国和共和党两党已形成一个“现实主义共识”，就是用国际关系理论里的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和策略（Realist strategy）来处理中美关系问题。

  我认为现实主义理论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过度依赖现实主义理论，推崇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对美国的长期对外政策是没有好处的。

  在国际关系里，现实主义有很多的分支流派，每一个分支对于现实主义的细节解读都有些许不同。虽然不同现实主义分支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有着不一样的解读，但每一个分支的学者都普遍赞同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也是现实主义区别于自由主义或是理想主义的关键。根据《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手册》的介绍，现实主义主要具备四大核心特征：1、相对于国际组织或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参与者；2、国际政治环境是无序/无政府的，即没有凌驾于国家以上的组织或机构可以真正独立的制定且执行游戏规则来让各个国家遵守；3、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家都是理性且自私的，它们只专注与自身利益；4、国家渴望权力/力量（Power），特别是武力，来确保自身安全。

  随着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美国学者肯尼斯·沃尔茨和约翰·米尔斯海默所提倡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和“防守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成为了当下现实主义各分支中的代表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守性现实主义”都认同现实主义的四个基本特征，但在这基础上，“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守现实主义”都对现实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定义，其中双方都认同的，根据米尔斯海默自己的介绍，包括以下五点：1、国际政治环境是无序/无政府的，且大国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玩家”；2、所有的国家都具备一些发动主动进攻的军事力量；3、国家永远没办法真正了解另一个国家的企图；4、国家的最基本目标是生存；5、国家是理性“玩家”，有能力规划出可行的策略来最大化它们生存的概率。

  “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守性现实主义”的最大分歧是，“防守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都是希望能够通过权力平衡来尽可能地保持现状，维持自己当下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而“进攻现实主义”则认为一个大国只有在“力量最大化”的时候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认为国家对力量具有无法填补的胃口，单纯的维持现状是不够的。根据米尔斯海默在他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描写，“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国家要多少力量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 。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安全的稀缺性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力量这一行为创造了巨大的驱动力。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 。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战略 ，导致冲突和战争频频发生，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 。”在书中，米尔斯海默同时谈到， “一个大国明白最好的保障自身安全的办法是尽快成为国际社会的地区霸主，因此这个大国需要消除其他大国潜在的威胁以此成为地区霸主。”除此以外， 米尔斯海默还在书中强调，“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形式，不论是专制还是民主，对国际关系并不重要。”

  从时间上来就，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比沃尔茨“防守性现实主义”提出的要晚，因此，米尔斯海默有对“防守性现实主义”的缺陷进行了 直接的回应。因此，很多学者将“进攻性现实主义”看作“防守性现实主义”的补充修正版。这也使得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如今谈论现实主义时，获得了相对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我在这篇文章中探讨美国国内现在兴起的现实主义外交思维时，除了会以现实主义总体的四个核心为基础，也会将“防守性现实主义”作为主要的讨论对象。我认为，现实主义总体的四个核心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防守性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有三大缺陷， 单纯采用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决策外交和军事政策，会为美国带来很多的麻烦。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缺陷包括：

  如前文所言，现实主义的四个核心之一是认为“国际政治环境是无序/无政府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国家的不安全感是永恒的，因此对力量的渴望也会是永恒的。而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来看，包括前文提到的米尔斯海默自己说的话，“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安全的稀缺性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力量这一行为创造了巨大的驱动力。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 。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战略 ，导致冲突和战争频频发生，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 。”

  然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无论是从军事角度还是从整体国力角度，英国或其他欧洲强国都可以对美国造成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威胁。那么，如果美国希望寻求“权力最大化”，它应选择遏制英国。但是，纵观历史，美国就没有采取过遏制英国的外交策略。退一步来讲，即使英国具备当下中国的体量和实力，我们也很难想象特朗普政府会对英国采取强硬的遏制策略。

  虽然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间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策略，国家的外交策略主要是由国际政治环境的无序/无政府的性质所激发出来的国家的不安全感驱使的。但我认为，美国选择遏制中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差异。（我只是描述没有评论。） 在当下的环境中，这种差异恰恰放大了美国的不安全感。米尔斯海默与其说“一个国家永远没办法真正了解另一个国家的企图”，不如说国家会主观觉得自身永远无法了解一个与自己制度或意识形态有差异的国家的意图。因此，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必然，也一定会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有所体现。

  单纯的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第二个问题是不考虑本国外交和军事策略对对方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如果美国单纯以扩大自身力量为考虑遏制其他几个国家，希望以此来增加安全感，但又不考虑遏制行为对对方国家国内环境能够造成的影响，那么结果必将是物极必反，即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和不安全感的增加。

  以伊朗为例，伊朗现任总统鲁哈尼自上任之初以来，一直被看作是伊朗国内的温和派和改良派，注重政经改革。鲁哈尼曾担任过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2003年至2005年，鲁哈尼经过长期谈判，与英、法、德三国就暂停铀浓缩达成协议，缓解了地区的紧张形势。然而，特朗普在上任后却选择了十分强硬的对伊朗的遏制策略。遏制策略在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制裁后达到了一个顶点。然而，美国遏制策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伊朗国内保守强硬派的迅速抬头。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国内保守强硬派议员在议会公开焚烧美国国旗和伊朗核协议条约复件。而鲁哈尼也是倾向强硬派的立场，在美国退出核协议之后，立马表态“美国不尊重自身做出的承诺。我已命令伊朗原子能组织，准备开始工业级别的铀浓缩试验。”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遏制策略激发了伊朗民众对国内保守强硬派的支持。根据加拿大民调公司“伊朗调查”2018年4月对伊朗民众的问卷调查，67%的伊朗民众认为一旦美国撕毁伊朗核协议，伊朗应该对美国进行报复。

  伊朗国内保守强硬派政客在特朗普政府撕毁“伊朗核协议”后，在伊朗议会焚烧美国国旗

  除此以外，华为公司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朗普上任后对华为公司的遏制是其希望遏制中国的态度的一个具体表现。然而，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遏制策略的直接后果是——更大的激发了中国社会和民众对华为公司的支持和对美国遏制策略的反对。华为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同比增长23%，而华为今年第二季度国内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31%。正如我一篇发于《》的文章《特朗普打击华为的策略失误何在》中谈到的一样，“这种增长是对华为的特别支持。其他中国公司在中国的表现很糟糕。华为的国内竞争对象OPPO的出货量同期下降了18%；华为的另一个竞争对手Vivo的降幅为19%；同样是竞争对手的小米下降了20%。换句话说，中国消费者似乎是在支持一家明确被美国针对的中国公司，而不是支持所有中国公司。”

  可以说，单纯的强硬遏制策略会在对方国家国内社会引起强烈反弹，甚至是仇恨，反而增加遏制策略施加方安全层面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现实主义外交思维单纯以扩大力量为考虑遏制其他几个国家，并希望以此来增加安全感，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没考虑对象国家内部社会在受到遏制压力后会产生的变化。因此，即使如现实主义学者所言，“国际政治环境是无序/无政府的，国家行为的主要动机是渴求安全”，那单纯的强硬遏制策略也并不是增加国家安全感的最好办法。

  单纯的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第三个问题是忽略了一个国家所具备的力量的复杂性。现实主义学者谈论国家实力时，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军事实力，但实际上他们也都认同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米尔斯海默在讨论“进攻性现实主义”时就谈到，经济实力是决定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一。然而，现实主义却在很大程度上对当下越来越国际化的经济环境下，各国家经济力量越发相互交织这一事实有所回避。当美国现实主义学者觉得美国有实力遏制中国，鼓励采取强硬的正面出击的外交策略时，并希望借此巩固甚至是扩大美国实力时候，他们必意识到美国经济实力的一部分是与中国实力相交织的，对中国的正面遏制实际上会对美国的经济实力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举个例子，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是美国国内5G技术发展的领头羊公司。然而，事实上，高通公司和中国的华为公司有着很密切的业务往来，根据路透社统计，2018年，美国高通公司仅从华为公司获得的营业收入就超过15亿元人民币，约占高通公司全年全部营业收入的5%。从某种角度来说，华为公司实际上支持了美国5G的发展，美国对华为公司的遏制也会对自身5G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从美国科技业的宏观角度来说，根据美国投行杰富瑞集团2018年的报告，美国16家科技公司每年从中国进账1000亿到150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相当于这一些企业一年总营业收入的超过20%。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的遏制会非常大程度损害美国自身实力。

  长期以来，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和中国的华为公司有着很密切的业务往来

  特朗普政府现在具有很多以现实主义思维为基本世界观的人，比如现任国务卿蓬佩奥。根据《》的报道，一个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透露现在国务院的主要工作是“塑造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证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威胁。我们在根本上低估和误解了中国真正的意图，他们就是想要更换全球秩序，统治全世界。”这届政府也有一批相当意识型态化的官员，比如美国国家政策计划主管基隆·斯基尼（Kiron Skinner）， 她曾表示中美的竞争“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虽然蓬佩奥们是以现实主义思维为基础的，但他们在决策上更多地还是会考虑美国国内的政治现状，他们也在做出妥协，也没有准备好在所有的领域都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上，毕竟在朝鲜、伊朗等问题上，美国都需要中国的配合和支持。

  根据我在近期的美国加州会上的观察，当下美国智库内，尤其是年轻学者，很多都是比较纯粹的现实主义学者。他们里面很多都还是人。我认为美国两党可能在未来达成一个“现实主义方针”的共识。这一定不是一件好事。纯粹的现实主义在现实里的应用，并不利于美国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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